半月谈丨我的子宫谁做主？

　　翻开厚厚的历史卷，千百年来直到今天，在从受精卵形成到胎儿出生的生命历程中，似乎所有人对女性子宫都有着理直气壮指手画脚的，除了女性自己。

　　生命的最初，源于一颗精子与一枚卵子的相遇。精子与卵子何时见面，想不想见面，却暗藏纷争。这场关乎生命的会面，究竟是谁的“与游戏”？男性和女性，在这场角逐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世界卫生组织曾明确表示，有明显表明，投资避孕能生命、促进两性和平和提升经济发展，每投资1美元用于现代避孕以及高质量孕产妇和新生儿保健，会带来约120美元的回报。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避孕药、避孕环、输精管结扎等避孕方式多样，男性与女性似乎都有主动权。避孕途径的多样化，为男女平权提供了可能。口服避孕药的产生，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项上世纪50年代末的伟大发明，一定程度上让女性对生育拥有了自主权，并将一年内女性意外怀孕的比例从安全期避孕方式的25%降至8%。

　　然而，依然最受青睐，男用的使用占了所有避孕方式73%。因某些文化和习俗上的，我国男性输精管结扎方式节育相对少见。这项最早由中国首创的技术，已成为不少欧美国家已婚夫妇的主要避孕方式。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全球避孕模式（2015）调查显示，22%的育龄妇女采用男性绝育方式避孕，英国、的男性绝育使用率在17%～21%，而2014年中国男性绝育手术仅占计划生育手术的0.7%。

　　纵然选择良多，不少人依然懵懵懂懂。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发布的“现代青年安全避孕认知与行为调查”显示，36.3%的受访者采用体外方式避孕，33.4%的人采用安全期避孕方式，而10.7%的人在过去一年内是无性行为。13.3%的女性在最近一年服用过紧急避孕药，其中8%的女性服用过3次以上，这无异于用身体冒险。

　　科学合理避孕的缺位，导外频发。我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不少未成年少女位列其中。既然避孕手段很多，就算另一半不主动避孕，女性也有方式，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失控”？

　　在我们的文化中，避孕始终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词。相关避孕产品广告无法登录荧屏，校园教材也鲜少出现科学合理有效避孕的相关知识；家长在育儿中也常“谈性色变”。与“羞答答”的性教育相对的，是我国的青春影视、校园文学中，堕胎流产桥段屡见不鲜；大街上、中不乏“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的广告，似乎人流真的像感冒一样，扎个针万事大吉。加之网络时代信息爆棚，有关性的信息有多种途径，却缺少分级筛选。

　　才会无畏。不少女性根本不清楚“短效避孕药”和“紧急避孕药”的区别；十几岁女孩子流手术并不鲜见，有的已是三四次。甚至有人天真地认为“人流没什么大不了的”“流证明我爱他”“人流有助于减肥”……

　　性禁忌下，除了人流手术高发，生殖系统感染、性病感染率增加等问题也不容小觑。不久前，年轻女作家林奕含，在以自身经历投射写作、涉及中学生性侵情节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她写道：“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少女遇险记……任何关于性的，都是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

　　百年前，戊戌君子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曾撰文希望推广普及性教育、认识到性“毫无可羞丑”。百年时光已逝，如今看来，仍是一抹漫漫其修远的梦想。

　　这句台词，出自2017年大火的反乌托邦美剧《使女的故事》。剧中构建了一个男性主义社会。因为生育能力稀缺，一部分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成为“使女”，其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充当生育工具，否则将受到的惩罚和。

　　从科幻影视回到脚下现实，子宫虽未成为“生育工具”，却始终被予以高度关注。“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要一个好”“多生是犯错”、丁克族……几十年来，随着社会风潮改变，子宫的工具被一些人不断演绎。

　　《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05，已进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养儿防老”等观念动因已松动或转变。高房价、教育医疗资源紧张、就业中的隐性性别歧视……各种社会压力使育儿实际成本增加。有孩子的女性在升职前景和工资水平上，低于没有孩子的女性。这种由当母亲带来的职场代价，在学界被称为“母职惩罚”。上述种种，使得不少职业女性宁愿顶着多方压力也不愿生或不敢生。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中国内地男性人口70414万人，女性人口67048万人，也就是说未来30年中国将有3000万左右“剩男”。这与某些地区和家庭依然有着强烈的“男孩偏好”息息相关。笔者身边一位女性朋友在孩子出生不久后，毅然与丈夫离婚。因为生的是女儿，婆家要求“再生个男孩传接代”，而她不愿女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下长大。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剩男危机”的深远危害，不亚于20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纵然城镇化、工业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要彻底转变传接代、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仍有很长的要走。

　　在女权主义呼声不断高涨的今天，子宫的发令者却始终如一。依然鲜少有女性可以全然自主、不被地决定是否以及何时生育。也许这就是的一个缩影，我们从女性子宫的归属，或可一窥这个世界究竟由谁“操盘”。就像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畅销书《人类简史》中提出的未解难题：为何世界发展至今，父权制度依然牢固占据文化的地位？

　　陕西榆林年轻产妇的惊天一跃，不仅掀起了关于“无痛分娩”的技术与大讨论，也将一个被忽视许久的观念，从背后引向前台：原来生个孩子，真的会。

　　在任何一个国家，孕产妇的死亡率都不可能为零，受孕、生产、哺育远没有想象中的圣洁美好。且不说产伤口、妊娠纹、产道撕裂伤等“常规代价”，生产时可能发生羊水栓塞、胎盘粘连大出血等急症引发死亡；焦虑、产后抑郁等心理问题，更有可能如阴云般在孕产妇和整个家庭的上空。

　　经历疼痛体验、职场不再、自身价值感下降、家庭结构成分发生偏移、社交时间和生活严重萎缩……产后抑郁症伺机而出。据美国心理协会的调查显示，女性产后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平时的3倍，美国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在15%左右，即每7名母亲中就有1人经历过产后抑郁的困扰。

　　这样的付出与痛苦，在传统“隐忍文化”依然受推崇的今天，往往被视为“母性义务”“必然责任”。“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相对导致女性婚内、职场地位随孩子的数量增加而降低，不少女性因孩子被婚姻套牢，即使婚内失和也无力。

　　社会对于“母亲”的定义，依然刻板狭隘：作为母亲，你要温柔、细腻、体贴、能干，不计回报地将所有的生命与精力投入对孩子和家庭的照料中，不能有偏离和怨言。加之“丧偶式育儿”和“保姆式婚姻”有增无减，使母亲在育儿过程中承担了更多责任、付出了更大代价。无怪乎有的网络节目犀利地指出：“父亲是最没用的母婴产品。”

　　那么，育儿是不是女性的专利？近百年前，美国历史学家阿琳诺尔·弗莱克斯纳曾指出，社会对女性的挑战和，大多源于女性生育的生理属性，并由此延伸出的女人育儿持家的责任。“延伸”一词，颇值得玩味：因为有生育的能力，就必须全权包揽抚育重担吗？

　　其实，随着女性意识的，这一习俗早已遭到质疑，只是未得到足够重视。早在1976年，诗人、女权主义者艾德丽安·塞西尔·里奇就曾提出“制的母性”概念，即以社会分工为借口，父权社会对母性赋予一种期待：“制的母性，让女性依靠天性和直觉，而不是智慧来做母亲；要用，而不是实现的态度来做母亲……”

　　新晋女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男主持人拋出了“总理任期内休产假是否会影响工作”的问题。杰辛达·阿德恩对此非常生气，怒怼道：“什么时候生孩子，是女性自己的选择，不应成为能否获得工作的预设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