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舞之母”邓肯逝世90周年】“人们不认为无痛分娩是理所当然之事这不是的吗？
在短短49年生命里，邓肯的生活远比小说更荒诞离奇、扣弦。在夺走她生命的汽车时，邓肯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恰好是：“我荣光！”
1927年9月14日，一条飘扬的彩色长围巾铰入了飞驰的车轮中，在几秒钟之内，围巾的主人被勒断脖子身亡，这位死者就是被誉为“现代舞之母”的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
在短短49年生命里，伊莎多拉的生活远比小说更荒诞离奇、扣弦。她从6岁起开始招揽邻居家的孩子，教授舞蹈收取学费；少女时代曾公开反对芭蕾舞的机械，并开始探索现代舞的身体表达；20岁出头，她随全家赴希腊学习，从古希腊的教中汲取舞蹈灵感，逐渐在欧洲积累名气；盛年时代，她的名气甚至超过了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上至国王下至农民都被她的舞蹈深深感染。在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雕刻家中，有三位将邓肯作为永久模特：光马约尔一人就绘制了500多幅她的舞蹈素描；罗丹跟着她走遍欧洲，作画数千幅，有不少至今仍陈列在罗丹博物馆中。
在伊莎多拉意外身亡后，这个世界似乎迅速将她遗忘了。她生前结交了数千位，只有两个到场瞻仰遗体；她在巴黎去世，曾为法国多次义务捐赠演出，但法国对她的身亡没有任何表示；祖国美利坚在当天忽略了她的死讯，大洋彼岸的人次日才在上读到讣告。
伊莎多拉的一生复杂而充满悲剧性，作为一位富有实践的理想主义者，她将自己对现代舞蹈、女性地位和人类的思考都转变为了行动，以整个生命对抗和。在夺走她生命的汽车时，伊莎多拉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恰好是：“我荣光！”
在邓肯生活的时代，美国最流行的舞蹈是体操、芭蕾和交谊舞，现代舞尚不存在。少年时代，母亲送邓肯去学习芭蕾，不到3节课，邓肯就再也不去了。在她看来，“芭蕾形同傀儡，姿态很丑而且违反自然”，她更愿意在母亲的钢琴伴奏下发挥。
整个青少年时期，为了寻找赏识自己的剧团，邓肯前后搬了15次家，无论在还是纽约，她披头散发、赤脚起舞，被观众和艺术届认为难登大雅之堂。在她大概20岁时，邓肯从纽约的阔太太们手中恳求来了300美元，带着一家人坐船去了伦敦，开始在欧洲的长期游荡。在法国和，她结识了更多的同好和赏识者，油画家卡里埃尔称赞道“与生俱来的创造本能引领她回归自然”“她虽遥想希腊（指邓肯的艺术灵感主要来自对古希腊歌剧、雕塑等的学习），却也只自己的声音”。
经过在欧洲的多年巡演，邓肯不断拓展舞蹈，她深受尼采、惠特曼及卢梭思想的影响，基于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等人的音乐，创作了大量的舞蹈作品。她认为，“未来的舞蹈就是往昔的舞蹈，即的舞蹈，它始终没有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进一步说，往昔的舞蹈即人体无论在穿着还是舞姿上都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宽松的服饰、裸露的身体、赤脚等，这些形式都与大自然中人的状态最为亲近，这种状态是最自然的、放松的，也是值得追寻的。”
邓肯对艺术的追寻纯粹而执拗。她对演出场地和观众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如果感到不满意，即使口袋里已没有下一顿的饭钱，她也不愿受邀演出。早年，她与家人在食不果腹，但她了在温特加登每晚1000马克的演出机会，因为海报上同时还有动物表演。她在巴黎时，经济陷入，几乎没有剧院给她提供方便，但她仍然在香榭丽舍剧院跳舞，因为那只是一座音乐厅。
从美国作家珍妮特弗兰纳在1927年撰写的回忆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邓肯收入不稳定，却是一位“豪华的者”。在人生最得意的阶段，她过着一掷千金的生活。每周六都在法国宅邸举办盛大的宴会，其中一次从巴黎发端，在威尼斯发展壮大，几个星期之后在尼罗河一艘宽敞的游艇上达到了。在美国纽约演出时，她花了2000美元买下城里每一朵复活节百合，用以装点剧场。活动结束后，她用仅剩的1000美元大宴宾客，结果连返回欧洲的船票都买不起。
到了晚年，邓肯穷得出奇，她自嘲地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简直不知道下一瓶香槟从何而来。”朋友们当即决定，她应该写一本自传赚钱。但是，没有等到自传出版，邓肯就意外身亡。她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只有一份忘记签名的遗嘱，还有像白色树叶般散乱的书稿，堆积在巴黎德朗波尔大街一间小小的单间公寓里。
相比于在现代舞领域无可争议的贡献，邓肯的私人生活颇受。她的一生有过数十位恋人，曾与剧场设计师克雷格生下女儿黛尔蒂、与百万富翁派力斯辛革生下儿子派屈克，而这两个孩子都婚生子，引起了当时的轩然大波。更令欧美社会吃惊的是，邓肯于1922年前往苏联，将唯一一次婚姻交给了诗人叶赛宁，又在两年后迅速离婚，一个人死亡。
在自传《我的一生》中，邓肯回忆道，“总有人问我艺术和爱哪个更重要，我觉得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而正如她在艺术上的破旧立新之举，邓肯在女性地位、个人作风方面也常有惊世骇俗的言行。在与克雷格未婚同居并怀孕后，邓肯遭到了贵族女性的公开抵制。为此，她专门在音乐厅举办了一场，告诉听众自己的舞蹈是一种解放艺术，还谈到了女性有恋爱和非婚生子的，三分之二的听众愤然离席，对她这种出格大为光火。
在生下第一个孩子时，邓肯对自然分娩大加，她在传记中道：“现代女人竟然还得这种自然生产的不，这真是前所未闻的行为，我们必须想办法结束这种。现代科学如此发达，大家却不认为无痛分娩是理所当然之事，这不是挺的吗？为什么一般女人有这种愚蠢的耐心，认为应该这种自己的？”
邓肯从不以女性主义者自居，她认为那些争取工作权、投票权的行为好高骛远，“如果连无痛分娩和非婚生子的都不能捍卫，我谈论女权，”她在传记中写道。
对她而言，爱情、子女与艺术同等重要，尤其婚生下的一双子女，为她带去了更多纯真与灵感。她认为非婚生子是女性的象征，因为可以选择最优秀的男性作为他们的父亲，而邓肯也的确对两个子女非常疼爱。不幸的是，1913年，因汽车刹车失灵，她的一对儿女与保姆所乘汽车坠入河中，三人均溺水身亡。随着孩子的离开，邓肯天性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也随之夭亡。
此后，她发疯一般地与人，只为再次怀孕，也确实赐给了她第三个孩子。孩子降生那天，正是一战宣战的日子，家庭医生所乘的汽车被混乱的人群挡在栅栏后面，延误了接生。当医生赶到时，孩子生下来就死了。“汽车是我的死敌，”邓肯悲愤地说,“它害死了我的三个孩子，也许有一天汽车也会要了掉我的命。”不料一语成谶。
无论是面对艺术还是爱情，邓肯追求的最高目标始终是和。而这一目标在她的晚期岁月中，从个人层面上升到了全人类，她决定抛下种族、国籍的身份，像拜伦和雪莱一样，成为一名爱与美的斗士。最终，她选择到去，因为她“将是艺术家与理想主义者的未来”，在那里“人的心灵将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比曾经梦想过的还要伟大”。
1921年7月，邓肯抵达了物资匮乏的莫斯科。在三餐不济的情况下，她四处奔走筹募，创办了“伊莎多拉邓肯公立学校”，训练从工农子弟中选拔出来的儿童学习舞蹈。她认为，想要将真善美赋予工人的孩子们，没有比教她们跳舞更好的途径。为了筹集经费，她甚至跑到西伯利亚荒原巡回演出。然而伊莎多拉的付出收效甚微，事实上，那些栽植在孩子体内的艺术，一旦贫困现实的冲击，往往所剩无几。
更糟的是，邓肯的行为遭到了美俄双方的。在界看来，她被为布尔什维克的同情，为了赤色思想才到各地巡回演出，因此在巴黎、等城市巡演时屡屡碰壁，甚至被美国吊销了护照；在看来，邓肯像一个行为怪异的美国间谍，于是连一张在莫斯科办学的许可证都没拿到。
邓肯在去世前3年移居法国，最穷的时候兜里只有5法郎35生丁，但她还是了香榭丽舍音乐厅工作两周可得5000法郎的。艺术之于她的神圣感，人们通常难以体会。她的心中勾勒着这样的图景“也许有一天，一股巨大的满载着兄弟般的情谊，在舞蹈艺术的推动下，从冲向欧洲，把狭隘的和自相的涤荡得无影无踪”
邓肯没来得及看到自己梦想成真，以一种极为戏剧化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伊莎多拉，是一个没有美国特色的艺术天才，是一个个规模地组织爱、母性、和教育的没有美国特色的天才，也是一个没有美国特色的讲究豪华的天才”珍妮特弗兰纳在悼文中写道，“伟大的艺术家都是悲剧性的，事明毁掉伊莎多拉的也许就是堂皇短暂的奢华的堂皇，的理想的堂皇。”作为同时代人，弗兰纳的评价也许是对邓肯一生最中肯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