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后3年 他推开良渚文化的大门
1937年7月22日，浙江一位年轻的地质学者写了一封言辞恳切谦恭的信，收件人是考古学家梁思永、董作宾。信中说，“晚因以发表热之幼稚病，贸然将此报告出版，中心惶恐无似。幸先生不弃指示为感。”又说，“虽然晚报告之内容不足道，而材料方面在江南考古上尚属创见。”写信人名叫施昕更，这一年他才26岁，信中所说的“报告”，即他的成名作《良渚》。
考古学家石璋如在其口述回忆中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在战前，施昕更在住家附近调查良渚遗址，写了一本报告，在出版前寄一份清稿给梁思永先生，想请以考古著名的梁先生写序，梁先生把报告交给刘燿，要他先看里头的情形，还没看完就爆发抗战，事情便耽搁下来。在复员之后，我知道事情原委，也看过报告，就想去见施昕更，也想实地观察良渚遗址，到了西湖住下时才知道施已经去世……”
施昕更逝世于1939年5月29日。当时他正担任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4月初起接续患上猩红热与腹膜炎，中西医医治无效，不幸离世。30日上午，瑞安县为其举行了公祭。
近日，由于“良渚古城遗址”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正式成为中国第55处世界遗产，良渚这个江南小镇，连同生于斯长于斯的施昕更一起，再一次进入人们视线，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施昕更在辛亥革命之年出生，曾就读于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附设高级工科职业学校艺徒班纹工科，专攻绘图专业，后因家境拮据，辍学回家。1929年，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施昕更被录用为讲解员，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文物和矿物标本，令他眼界大开。后来，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成立，他来到博物馆的地质矿物组工作。在参与发掘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些器物在老家良渚时有发现，就此展开了对良渚的调查，“终日踯躅于田野阡陌之间，不以为苦”，终于有了震动全国的发现。
囿于当时的认识，施昕更认为良渚遗址“从其本身的文化特质上看来，是与山东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那是无可疑义的”。到了1939年，梁思永提出良渚遗址为代表的杭州湾地区史前文化具有地域独特性。他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将“杭州湾区”列为龙山文化的三个区域之一，所根据的就是施昕更的研究成果。他还注明施昕更此文乃“杭州湾所发现的可利用的唯一资料”。20年后，考古学家夏鼐在《长江流域考古问题》的讲话中正式提出“良渚文化”，并将其与龙山文化区别开来。
施昕更只活了28岁，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抗战军兴之时，他客居瑞安，一边从事良渚考古研究，一边从事抗日活动，把浓厚的家国情怀寄托在科学事业之中。他的两个孩子分别取名“忆良”“建良”，最重要的著作也以家乡“良渚”为名，书的序言是他在瑞安时所写：“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的，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厘毫，才可以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拳拳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在“良渚文化发现者”之一身份之外，施昕更其实也是一位十分优秀的科普作家。他传世文章不多，主要是地质和矿产。比如，1937年他在《浙江青年》上发表的《杭州附近地质观察》一文，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杭州山山水水的地质情况。施昕更的另一篇文章《语石二则》，更是对中国利用化石的历史作了详尽的阐释。这篇1.7万字的长文，至今读来，依然很有价值。他在文中提出，“我们常常可以在药铺里看到石燕、龙骨、石蟹，这些东西，其用于药品，已有相当历史，一般传说，龙骨是龙的骨头，石燕是风雨天可以飞的石头燕子，许多荒诞的话，很容易使人误解”。“我国对石的把玩，古成风尚，翡翠火齐，琼瑰美玉，素称珍品”，但是，“我国虽早已发现了化石，而对于它仅有一种好奇玩赏的心理。并仅观其形状，而赐其嘉名，更误以灵气所钟而生成的东西。”
由于缺乏科学研究和普及，中国人缺乏对化石的科学认识。施昕更致力于改变这一局面，不论是药用的石燕、石蛇，还是装饰把玩的蝙蝠石、宝塔石，他都先广泛引用《本草纲目》、地方志以及《池北偶谈》等笔记小说中的记载，说明中国古人的看法，继而以现代地质科学知识逐一加以辨析说明。比如，蝙蝠石向被用以制作砚台，施昕更的“名词解释”如下：“按蝙蝠石，并非蝙蝠所化，乃三叶虫之化石，其蝙蝠形之一种。其尾旁有长刺，左右张开如蝙蝠，故有是名。其背中具环节，形亦有似于蚕腹。此项化石，产于北方中寒武纪山层中，亦为北方中寒武纪标准化石，其地层在山东大汶口分布最广，故盛产蝙蝠石著名，因蝙蝠石在中国已早成一种珍奇装饰物。山东大汶口乡人，恒采此石，制成鼻烟瓶、屏风、文具之类，销售各地，可称为专有买卖。”这段话不过五六百字，言简意赅，放到今日，也堪称科普小品典范。
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施昕更这样写道：“当此世界学术潮流，一日千里，‘落伍者’，耻辱名词也。欲洗刷之，则形式皮毛不为功，空口大言不奏效（所谓学术救国等），非至实际之阵线努力不可。”施昕更也正是这样做的。今日我们欢呼于良渚申遗成功、缅怀前贤，也更应光大其务实勤勉的治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