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丨曾国藩：中国式的入世禁欲

简介

到了中华帝国的末世，在儒家文化大江东去的前夕，却回光返照似地出了一个曾国藩。

作者 | 许纪霖

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曾国藩可一直是经久不衰的人格偶像。梁启超、蔡锷、青年毛泽东、蒋老先生都曾经崇拜之至。不仅带兵的、为官的、有政治抱负的服膺他，连一般读书人也对他敬佩不已，视之为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完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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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外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中，但它一直是儒家义理结构中的核心理念。内圣外王本来有两层含义，社会政治层面的暂且不提，就人格理想层面而言，说的是人的生命具有普遍的内在之善，内在之善通过个人道德上的修身成仁成圣，进而向外扩展治国、兼善天下，是儒家人格发展的终极理想。《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集中地表达了儒家内圣外王理念的内在逻辑。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依次涉及到知识（格物致知）、道德（诚意正心修身）和社会政治（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层面的问题。它们呈现出体（道德）、用（政治）、文（知识）的等级关系。

先秦的孔子、孟子和荀子已经揭示了内圣外王的荦荦大端，从内圣外王所包含的知识、道德和政治三者关系来看，先秦之儒还比较注重它们之间的圆通和平衡，尽管在孟子和荀子那里已经分别表现出内圣和外王的两歧性指向。以后的各代儒家对内圣外王都有其各自侧重点，以较具典型意义的汉儒、宋儒和清儒来说，分别以立功（政治）、立德（道德）和立言（知识）形成了自己的一代特色。内圣外王的各方面成就实在要求太高，虽然其为各代儒家所心仪，但每一代儒者都不免抱残守阙，“三不朽”之伟业，令一般儒林士子无法三全，终身报憾矣。

偏偏到了中华帝国的末世，在儒家文化大江东去的前夕，却回光返照似地出了一个曾国藩。从他完成的业绩来看，确乎是前无古人，后无追者：作为晚清名臣，统帅湘军、平定叛乱，中兴王朝；又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识大势，顺潮流，办洋务，开中国现代化之滥觞，此为事功之业。作为最后一个理学家，一宗宋儒，又不废汉学，以经世致用之精神，不拘一家一说之定规，博采群学，淹贯众流，义理、训诂、词章、经济均不偏废，各有所得；尤其是得桐城姚　之遗风，在“古文”写作上达到了开宗立派的成就，此为学问之业。作为一代人师，身居一品高位，仍然勤廉为本，慎独、主敬、求仁、习劳，以一己之道德形象凝聚千军万马、百官同僚，成为儒家伦理的人格楷模，此为德性之业。事业、学业和德业，能在一个方面有所成就，就足以留芳百世，何况三业并举，自然令后人仰慕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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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曾国藩在许多方面颇类似亭林先生。曾本人对明末清初的那批名耆也是推崇备至：他说：“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峰、顾亭林、黄梨洲、王而农、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故常全其至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为一切，不可久长者也。” 亭林先生在明末清初是斥理气性命之玄谈、开经世致用风气之人，他留心经世之学，广抄经史子书。他在江河破碎、士风败坏之世，又高风亮节，以浩然正气撑起一爿天地。正所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也。顾亭林的学业、德业成就之高，是曾国藩难以望其项背的，倘若生逢其时，完全有可能取得彪柄万世的非凡事功。因为他并非冬烘先生，从潜质上说完全是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可惜历史不曾给他这样的机遇。

相形之下，曾国藩是幸运的。他处于王朝末年的乱世之中，太平军的造反、满清贵族的无能，为他提供了在朝廷体制之外充分施展才能的历史空间。乱世出英雄，曾国藩遂得以一举成名。一代晚清重臣为拯救时世所召，重新拾起前朝耆儒的经世致用传统，义理实学并重，以知进德，以德致用，终于成就立功立德立言之伟业。

不过，如此招人眼红的“三不朽”之业，实在说来也多少是后人的溢美之词。旁的不说，即使以儒家内圣外王的自家标准，在理想人格一层当然还算说得过去，但儒者的终极关怀并非止于个人的成圣成王，而是尧舜之世的再现。内圣外王在社会政治层面的意思是说理想的社会乃是合乎伦理原则的人际秩序，这一理想的实现有赖政治精英个人的道德素质，因此由圣人执政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有效途径。亭林先生在世之时，一直期盼着“正人心，厚风俗”的名教之治，他自己的一举一动无不具有为天下立身的用世之意。曾国藩亦作如此观：“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然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

曾国藩之所以一生慎独，严于律己，不也是希望以此“转移习俗，陶铸人才”么？在他的周围、幕中曾聚集了一批晚清王朝最出色的人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李鸿章、沈葆桢、薛福成、容闳等等。曾国藩能够吸引一时之英豪，除了他标举的事业有号召力和识才擅用之外，还与他人格魅力有关。曾国藩是一个补天型的治世英雄，而非拆天型的乱世豪杰，并非象他的对手洪秀全那样是半神半人般的先知，其魅力从来不诉诸于“奇里斯玛”（Charisma）的宗教迷狂。曾国藩的人格魅力是儒家圣贤型的，以个人跄道德表率和清明的理性涵养成为众人的行为楷模。这样的人格缺乏思想的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