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医患关系”，负责任的媒体报道的三个原则

2019年12月24日早晨6点左右，位于北京东四环外朝阳路的民航总医院发生一起伤医事件。遇害者是51岁的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行凶者是95岁病人孙魏氏的小儿子、55岁的孙文斌。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抢救，杨文医生于12月25日零时50分不幸去世。12月27日，杀害杨文医生的孙文斌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准逮捕。该事件一经曝出，引起极大社会关注，而网上流出的一段事发现场监控视频更是引起人们极大震惊。

毫无疑问，就法律层面而言，凶手犯下的是刑事犯罪，但与此同时，这起伤害事件中的受害者是医生，行凶者是患者家属，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医患关系；而行凶事件发生于医院，从事件的原因与场合来说，这次悲剧事件在形式上仍然属于医患关系。

有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8年，18年间记录在案的杀医案件共发生47起。回看这些案件，每一起都是刑事案件，但每一起悲剧，都是发生在医院，受害者是医生，行凶者是患者或者家属，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医患关系，而媒体是提供医患关系信息的主要来源，应该在医患沟通过程中扮演调节医学、大众健康知识与社会成员认知之间关系的角色。那么涉及“医患关系”，媒体该如何进行负责任的报道？

首先在涉及医患关系报道时要明确报道框架

什么是报道框架？所谓报道框架是指媒体在采写或报道一条新闻时的观察视角，就如同一幅镶在镜框里的照片一样，这个相框决定受众能看到什么或看不到什么，同样它也会影响受众对事实的理解。在具体的新闻报道当中，它既表现在叙述语调上也表现在内容的选择上。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新闻是一种对原有事件、言辞和行为的选择性描述，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现实。形成报道框架的原因除了媒体报道新闻时所站的立场、角度或利益群体影响之外，还有媒体在特定时间内只能关注问题的一个方面的“注意力瓶颈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技术已经催生泛媒介化存在的今天，市场化的媒体为了吸引用户、制造轰动效应，越来越多、越来越习惯采用“冲突”框架，越来越多凸现冲突，而不是共识。结果是这种冲突框架也孕育了一个庞大的用户群，人们越来越愿意通过一个“争斗式的取景框”消费新闻。

然而，涉及医患关系时，媒体在报道时运用“冲突框架”应该慎之又慎，因为作为医患双方的人际关系，原本是救治与被救治的关系，也曾是社会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之一，本来不应该存在任何矛盾或冲突。即使发生一些不可预知的纠纷，也应该多使用“解释框架”，通过媒体对治疗有效性的描述，通过对于医务工作者专业态度的了解，通过对于患者病情的认知，各方可对疾病的意见和感受发生变化，同时加深医患双方的良性沟通，这样才能有助于大众认识复杂的医疗世界。同时，医疗纠纷报道的特性是事件发生时往往无法定性，需要等待相关鉴定结果出现才能下结论，这就要求媒体在前期报道时更要尽量使用“解释”框架，从更高的“善意”立足点来分析问题。如果说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出于圈层利益或出于盈利冲动更多运用“冲突”框架进行内容生产或传播，那主流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就更应该多使用“解释”框架，更好地增进医患沟通和大众认知，以便起到主流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其次在涉及“医患关系”事件时要做到报道平衡

在西方的媒体实践中，平衡报道最初指在新闻报道中要给予对立的事物或意见同样大小的版面或同样长短的播出时间，强调的是在报道量或报道力度上的平衡。随着新闻报道的发展和进一步实践，新闻报道开始强调在内容和论调上要“中立、不偏不倚”，“平衡”意味着要“以一种不表态的方式探讨问题，让听众、观众和读者能够了解所有重要的论点，包括其受到多大支持”。加拿大CBC广播公司进一步发展了平衡报道的理念，规定“CBC在报道涉及到公众利益并有争议的问题时，在表述一方意见的同时，必须对其他相关几方的意见作平衡报道”，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总体来看，要做到报道平衡，需要在新闻报道中既有不利于某一方的内容，也应该有有利于该方的内容，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报道中当事双方都有话语权，有说话的空间。

无疑，在涉及医患关系事件报道时更要注意报道的平衡性。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曾发布《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在中国，有66%的医师曾亲身经历过医患冲突事件，经历过语言暴力的占51%，超三成医生有被患者暴力对待的经历。同时，《中国医院管理》上也有论文分析，2011-2016年我国法院审理判决的医疗暴力案件，发现恶性伤医者大多受教育程度低，经济状况差，无 业、农民、下岗及务工人员占 7 成以上。也就是说，不管在社会地位上，还是信息接受与传播上，伤医者多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虽然“弱势”并不是暴力产生的理由，但从媒体报道的角度，给予这样的弱势群体以同等程度的报道力度，挖掘“弱势群体”何以成为“强势暴力”背后的信息传播原因可能更为重要。因此，在涉及医患冲突报道中，媒体就要给当事各方以大致同等的表达机会，不过度抬高某一方、不过度贬抑某一方，不对任何一方进行美化，也不对任何一方进行妖魔化，不在细节上加以夸张，同时还要尽量避免运用一些情绪色彩过于浓厚的标题和修饰词。

最后在涉及“医患关系”事件时要做到报道专业

这里的“报道专业”除了指媒体报道时要“理性、客观和平衡”外，还指涉及“医患关系”事件时，要力求科学性和专业性，这就要求媒体在报道医患纠纷时应对医疗卫生行业有一定的了解，对作为健康传播重要内容之一的“医患关系”有清醒的认知。普利策第一届新闻特稿奖作品“凯利太太的妖怪”就是这样一篇关于健康传播的代表性作品。这篇新闻报道发表于1978年12月12日的《巴尔的摩太阳晚报》，描写的是从早晨6点30分凯利太太接受手术开始到下午一点43分手术结束、凯利太太死亡的一次失败的手术。记者乔恩·富兰克林提到主治医生达克尔在作手术前早餐只吃华夫饼，不喝咖啡是因为咖啡“会让她的手发抖”，这不仅显示了达克尔医生对于手术的谨慎和重视，更体现了记者本人对于脑外科医生手不能发抖重要性的专业认知。 而文中首尾两次提到凯利太太的一句话：“我怕死，但我更怕痛。”也加深了人们对于手术本身风险的了解和对患者本人的同情。

手术的结局与主观的期待总是有很大落差，达克尔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不得不面对失败的手术，记者没有把医生描述成一个情感丰富的完人或是过度冷静的职业人，她疲惫、沮丧和不甘心“一边吃着便当，一边想着凯利太太的话：死，我倒是不怕。我吓得要死……实在疼得受不了，再也不愿这样活下去了。”但却无能为力，神经医学的研究与临床进展只能到这种程度。这篇新闻特稿没有使用什么华丽词藻和优美语句，只是像在手术台上安装了一台摄像机一样，以记者自身对于医学手术知识的科学性了解以新闻笔法客观呈现了手术中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显然，只有掌握健康传播知识的媒体人才能做好这样的报道，也才能抓住问题关键，并对事件核心进行把握。

媒体报道要做到专业还体现在要有公心和共情能力。患者作为信息劣势方往往会对医生的一些举措产生疑问或误解，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并不会真正影响医患关系，反而会在一定的交流与沟通后转为信任与遵从。但目前的现实是医疗资源紧张，医生往往又在超负荷工作，患者和医生交流时间较少，同时医护人员每天接待无数病人，也容易引发烦躁情绪，这些因素累积在一起很容易把矛盾聚焦在一线医护人员和患者及家属之间。为避免类似的冲突，除了以法律严惩恶意刑事犯罪者并追加巨额经济赔偿外，还需要着手消除患者和家属的焦虑和压力以及医护人员的烦躁情绪，普及这样的健康传播知识虽然任重道远，但媒体势在必行。

2016年的一项关于“医患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相关媒体报道会影响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可见，媒体在医患关系中，承担着对真相的阐释和制度走向的监督，它也许不是影响医患关系的主导因素，但绝不容忽视。因此，媒体就需要以“解释”框架为立足点，全面真实报道涉及医患关系方面的事实，实现反映客观现实、监测环境、推动社会发展的监督职能。然而，媒体以及大量存在的自媒体在医患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是监督者，还应该是秩序的维护者。也就是说，媒体需要以科学和专业的健康传播知识面向大众进行普及，让公众了解正确的医学知识；同时，媒体在报道涉及医患事件时应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注意信息的全面性，以安慰患者心理，鼓舞医学界信心，维护社会良好秩序。（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