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情深 ‖ 怀念我的恩师李训舟

原标题：战友情深 ‖ 怀念我的恩师李训舟

怀念我的恩师李训舟

张国领

2020年的春天，是一个让人忧心忡忡的季节。

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增速迅猛的感染者数字，令人触目惊心，每天都有无数让人悲伤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传播，阴暗着本该春光明媚的天空。

病毒致命而狡猾的传染性，将人们隔离封闭在各自的小家中，就连春节这个传承千年的走亲访友的节日，也无法正常度过，所有的拜年活动，也不得不被迫取消。以至于当我得知我的老社长李训舟先生猝然离世的消息时，已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十天之后。

初闻噩耗，我无比震惊，久久不愿相信。因为春节前的元月十二日上午，我和老领导周广庭、原《中国特警》主编秦玉敏还去他家中看望。那天，老社长看起来精神状态极佳，说起话来虽不如从前洪钟大吕，但也底气十足，完全不是病入膏肓的样子。特别是当我们要告辞时，他执意下床送我们。在大家的再三劝阻之下，他才没有下床。不过，看老爷子的劲头，他不是在做样子，而是完全可以做到下床走动。

我对老社长的去世感到震惊，是因为我不愿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在我心中，像他这样德高望重的长者，是应该能享高寿的。而他今年才刚八十岁。虽然对于常人来说，八十亦属高龄，但他的性格和体质，在我看来完全符合长寿老人的所有标准。

常言说：有钱难买老来瘦。打从我认识李训舟以来，几十年间从没见他发胖过。一米七八的挺拔身材，任何时候都腰杆笔直。他的性格乐观豁达，为人处世低调平和，一生不与人争、不与世争。

老社长退休前，对待工作勤奋而认真，生活上却简朴得让人心疼。他不吸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人前人后也从不论他人是非。

李训舟是新华社驻武警的记者，也是中央新闻单位驻武警记者组的组长。在他任职期间，宣传出了武警部队一个又一个的先进典型。如广为人知的刘家友、霍山生、胡建平、李国瑞等英模人物，井冈山模范中队、天安门国旗班、南京路上十中队、钱塘江大桥模范中队、拒腐蚀永不沾的沙头角中队等一系列先进集体。可以说，他为武警部队的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认识李训舟之前，我只听说他是武警新闻界才华横溢的“一枝笔”，有极强的新闻敏感性和实践成就。当我有幸与他第一次相见时，却深刻领略了他“守规矩”的严格自律。

那是一九八四年八月，我到黑龙江参加武警部队文学创作班，学习结束后回安徽驻地的途中，在北京转车，老战友涂维龙和我一起，到位于西单教育街3号的武警总部拜望仰慕已久的李训舟组长。

当时记者组正在筹办一期武警部队新闻干部培训班，我和涂维龙都是资格比较老的报道员，不想错过这次学习的机会。从总队了解到的情况是，已报到记者组的名单里，有我的名字。于是我就自报家门问道：“首长，我叫张国领，是安徽总队宣传处的报道员，总队已把我报上来了，不知我能不能参加这次培训班？”

李组长很肯定地说：“你写了不少作品，但这次不能参加了。你们总队确实报了你的名字，但没有按要求报你的报刊发表文章剪贴本。”

我一听赶紧说：“因为我出来到东北参加总部创作班，不在单位，他们没有找到我的剪贴本，我现在就让单位寄来行吗？”

“不行，来不及了。”

“那我现在回合肥去取行吗？”

“不行，来不及了。”他态度很坚决。

李组长看我很失望的表情，转而安慰道：“下次有机会了再说吧。”说完就去忙他的事了。

他哪里知道，我已是入伍第六年的老兵了，错过了这次机会，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于是我就特意对他说，自己是河南老乡，在总队报的五个推荐名单里，我排名第一，还是入伍六年的老兵。可他坚持说没有剪贴本不行。我心里明知李组长是按政策要求办事，并没有错，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如此不好通融。

不过后来那次培训班，我还是参加了。因为最后是总队党委要求，按总队上报的排名顺序进行录取，这样一来，排名第一的我也算是顺理成章地进京学习了。

那是武警部队成立后，和北京军区、第二炮兵联合举办的新闻干部培训班，学员毕业之后，都要提为军官使用。走进校园之后我才了解到，那期培训班挽救了不少面临退伍的新闻老兵。

武警部队参加的20名学员，毕业之后，都做出了不凡的成绩。其中一人升至少将，七人晋至大校，其他的则当了处长、站长或支队政委后，相继转业到地方工作，在各自岗位上也干得风生水起。所以，我们同学常说，最初改变我们命运的，是当年极力为武警部队保留了新闻骨干的记者组组长李训舟。

后来，我调到《中国武警》杂志社工作，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正是李训舟。那时我们很少有人叫他社长，大家都尊称他为“李老”。

我在李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两年半时间，1998年他光荣退休了。

就是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亲身感受了李总编的原则性，感受了他对部下的关心和爱护，感受了他为人的低调、品德的高尚。

刚调《中国武警》杂志社的第三天，李老就派我到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去采访。说实话，对完成这次采访任务我心中是不太踏实的，因为那时候全国正掀起一股国旗热，国旗护卫队是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报道的热点，我一个基层来的作者，能写好吗？护卫队会配合我的采访吗？这使我产生颇多的思想顾虑。

很明显，这项任务完成得好坏，直接关系着我下一步能不能正式调进杂志社，于是我壮着胆子走进了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采访进行得很艰难，因为护卫队的官兵几乎没有空余时间接受我的采访。一个例子便可证明他们的紧张，护卫队的战士天天住在故宫的午门外，百分之九十的人却直到退伍，都没有机会走进故宫去参观一下。

我住在护卫队，见缝插针进行采访。七天采访、七天写作，很快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这篇稿子得到李老的充分肯定。这不但增强了我的信心，也让我顺利调进了杂志社工作。

1997年夏天，李老带着我到辽宁锦州武警支队采访。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跟着他去采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支队本来安排他住地方酒店，我住支队招待所。但他坚持不去酒店住，和我一同住在招待所里。工作中他不讲待遇、不论规格，每天和战士一起吃食堂。采访中更是与年轻战士交朋友，平等对话、言谈亲切，总能很快深入战士内心。他采访的角度也与众不同，问的问题深刻而又有很强的针对性。

不巧的是，在采访的第三天，因单位通知他回京开会，李老提前离开了，临走时给我重点交待了稿子的结构，让我一定采写完了再回京。年届六旬的老领导，用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深深感动了支队领导。支队官兵为表达对他的敬意，买了一些东北的土特产给他，可拉扯半天他始终没有收下。

办刊物的几位领导，都是老新闻，对于办杂志没有经验，李老就带着大家每天研究别人的杂志，琢磨自己的刊物怎么办。当时按分工，副总编戴顺清负责封面、版式和图片的设计，副总编周广庭分管行政和文字，李老总负责。但他经常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什么心都要操，有时为了一句本来可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表达的话，他能反复斟酌，大有“一字捻断数茎须”的认真执着。

他经常会找我，让我把哪篇稿子的哪一句给改成什么，他说的那篇稿子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了，因为每天要看很多篇来稿，不可能全装在脑子里，而他却每一篇都记着。不但记着，还在想着中间某一句话如何修改。

由于经验不足，我们编稿子从不考虑字数，而画版是有字数要求的，多了多少字，少了多少字，李老常常自己动手删改。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九九八年的年初，我因髋部拉伤到医院就诊，被医生诊断为股骨头出了问题，连看了三家大医院，都是挂的专家号，诊断结果却是相同的，一时间给我的思想上造成了很大压力。那段时间也是社里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什么时间我提出去医院，李老都马上同意，并派车送我去就诊。

有一天下班之后，我正在家里吃晚饭，接到李老的电话，说让我把这几个月来看病拍的片子，按时间顺序收集好，明天一早送给他。原来李老的爱人曹阿姨，在工作中腿部摔伤，单位为她请了中国最著名的运动医学专家，明天来为她会诊，李老说让这些专家把我的片子也再看一看。

我听了很感动，当即放下饭碗去找片子，找到一起一数，竟然有二十多张。第二天一早，我就将片子送到李老的家中。然后开始焦急地等待专家的判决。

到了下午约四点钟时，李老匆匆从外面回来了，他在我办公室外就大声喊着：“小张，小张，张国领。”我赶紧跑出门，只见他笑着说：“放心吧，放心吧，专家们把你的片子全看了一遍，说从你拍的第一张到最后一张片子看，都不是股骨头坏死。只是有点拉伤。”他的一句话，让我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

我拉着李老的手晃了几晃，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最后还又问了一句不该问的话：“这些专家都靠谱吧？”李老很坚定地说：“肯定靠谱，都是国内顶级专家，他们看一张片子收费都要五百块钱呢。”我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我那可是二十多张片子啊，我说：“我明天把钱给您拿来。”

李老摆摆手说：“不用你拿，这次他们是顺带帮助看看，不收费的。”

这件事儿，只是李老关心部下的一个例子，在他手下工作的人，每个人都得到过他的关怀。

李老关心部属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在控制公费开支方面更是严格。

杂志创刊前两年，为了提高刊物的知名度，社里搞了一些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答卷每天都能收到几麻袋。改卷子成了一大难题，靠社里的几个人肯定是忙不过来，于是，他就打报告从下面部队借调了七八位同志来帮忙，经常是加班加点，有时过了开饭时间，我们就提出到外面吃饭，只要我们提出来，李老都满口答应：“可以，去吧！”但随后都会再追加一句：“吃饭可以，但总量控制，不能超过一百元。”听了他的话我们都笑了，十几个人吃饭，总量不超一百元，这是不是也太抠门了。

但笑归笑，我们还是严格按他说的执行，因为当时我代管内勤，超了一百元他就真的不给签字报销，那多余的就要由我这个买单者来自掏腰包了。

李老有一句名言，办刊就要办名刊，所以，《中国武警》杂志创刊刚两年，就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百强”期刊。

李老办刊定的标准很高，在他的手下工作压力很大，因为我们的行动经常是跟不上他的思路。不过，他的另一个标准是非常低的，有时低得我都看不下去，这就是他对生活的标准要求。

作为一名社长兼总编的大校警官，从我第一次见他那天开始，就发现他每天上下班，都是骑一辆非常破旧的28自行车，那辆车子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响，他自己不舍得换，却为我们部下每人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当时政治部专门为杂志社配备有一辆吉普车，他却从未让驾驶员接送他上下班，因为在他眼里，那是占公家的便宜。

李老是一九九八年退休的，那一年他还不到六十岁。至于为何提前退休，我们都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他退休时，两本刊物已从开始的无序走上了正规，杂志社从两间办公室争取到了八间办公室，一年九十万元的办刊经费，账上还剩余一百多万元。

李老走了，听他爱人曹阿姨说，是长期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猝发。由于是在疫情期间，李老交代亲属不让告诉任何人。这就是李老从不给别人找麻烦，他肯定是把亲朋好友的最后送行也看成了一种麻烦。

此时我眼含泪水，窗外阳光照耀，但李老已匆匆驾鹤西去，只留下这一地春光。

遥祝恩师一路走好！（供稿：刘增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