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婴店陈列效果图母婴喂养知识培训

　　“遭遇‘下马威’”、“苍白蜜月期”、“实习风波‘劫’”、“相识的尴尬：‘我当时真的特别傻’”……这些看似小说章节的小标题，出自一篇硕士学位论文

　　“遭遇‘下马威’”、“苍白蜜月期”、“实习风波‘劫’”、“相识的尴尬：‘我当时真的特别傻’”……这些看似小说章节的小标题，出自一篇硕士学位论文。

　　近日，有博主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的这篇论文《她为什么换了导师：一项导生关系的案例研究》（下述简称《她为什么换了导师》）引发热议，因诙谐生动的小标题，被网友称为“学术圈自己的小说”。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该论文旨在剖析研究生阶段的一起师生矛盾：在选题、实习和毕业等方面，被访谈者与导师存在巨大分歧。论文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相关专业2014级的学生，于2017年完成。

　　在“反思换导师事件”的部分，论文作者认为，存在导师准入制度固化封闭、导生匹配制度僵化单一、导师评价主体单一等问题。虽然该论文采用的访谈是独立案例，却仍然令不少网友“找到共鸣”。有关研究生教育阶段师生关系的思考，在研究生扩招的大背景下，一直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

　　“个人认为，眼下大家对‘学生换导师’问题的态度往往过于敏感。诸如学生提出换导师之类的诉求，这对导师似乎是‘侮辱’，学生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向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截至发稿，《她为什么换了导师》在中国知网上已经有了33000多下载次数，被引量则是15。

　　这篇于2017年提交的论文，眼下悄然走红。论文开篇提到，因为学段、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等的影响，导生关系的内涵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这样的师生关系对研究生的专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这种关系却并不总是和谐美好的。论文中的主人公就与导师陷入了尴尬的博弈境地，为了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完成学业，她最终转到另一位导师门下。

　　论文主人公谈到，其最初是被调剂到该导师门下的，由于自己正式见面之前没有跟导师联系，导师似乎心存芥蒂，在两人初次见面时就表示“如果你不愿意待在这个师门，你就可以走。”

　　在结束导师帮忙介绍的一次实习之后，主人公希望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但并未能与导师达成一致意见。文中称，导师先是回避了这一话题，称“我不关心你毕业以后当什么老师，现在我们先把开题这个事情解决了”。之后双方由于论文选题的问题又发生了较大冲突。

　　导师催交论文，学生却选择了报名实习，导师认为“去实习你就完成不了论文”，学生则认为“就算我拿不到学位，我也不要在这个学校待下去了”。

　　论文的主体部分多个小节，从“误打误撞入师门”开始，主人公分别经历了“遭遇‘下马威’”、“苍白蜜月期”、“实习风波‘劫’”……

　　此外，这类个性化的标题还有“相识的尴尬：‘我当时真的特别傻’”、“导生情感淡漠：‘对对对’”、“悄然离去：‘不想再有什么纠葛’”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这位导师并未接受论文作者的访谈。当事学生同门的一位师兄则在访谈中表示导师“控制欲强”，其选择了“隐忍”。

　　在《她为什么换了导师》中，作者在反思“换导师事件”时指出了当前高校导生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导师准入制度固化封闭、导生匹配制度僵化单一、学术性不足教育性淡化、导师评价主体单一、导师评价过程和方法缺乏系统性等。论文还提到，学生评价的失声是换导师事件值得反思的问题。

　　虽然存在一些瑕疵，比如未能访谈到导师本人。但在一些网友看来，论文的研究本身已具有意义。很多人都从主人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与导师相处的影子。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在学研究生人数已经达到了365万人，而十年前这个数字只有171万。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这一问题也更多地被置于公共视角之下。

　　“有的导师像老板，学生成了打工仔；有的觉得导师没有履行职责，对学生‘放养’；还有的觉得导师压榨学生，不让其毕业。由此也导致了导师和学生的矛盾比较突出。”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她为什么换了导师》的作者则总结了五种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包括师徒关系、雇佣关系、导学关系、指导与被指导、合作伙伴。

　　师生关系为何会“异化”？一段好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其实母婴喂养知识培训，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学生，也困扰着导师。

　　一项同样发表于2017年的调查研究指出，我国高校研究生师生关系质量普遍不高，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存在显著的性别与学科差异。该文章基于 3 所高校作了实证分析，并认为师生互动关系中“因人而异”与“亲疏远近”的现象普遍存在，且这种“因人而异”与“亲疏远近”的师生关系是导致研究生科研生活中“公平认知”受损的重要因素。

　　客观上，导师掌握着学生的“生杀大权”。从申请助学金到论文开题，大事小事经常需要导师签字。另一方面，学生需要在正式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之前就匹配导师，学习期间也要参照或跟随导师的研究方向，某种程度上双方都是“开盲盒”。

　　2017年，时任华南农业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蔡茂华发表了名为《大众化教育下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调查与分析》的论文。文中介绍母婴店陈列效果图，导师认为师生关系中，师徒关系和家长与子女关系是主要关系，占70%以上。研究生认为师生关系中，普通师生关系和老板员工关系是主要关系，占50%以上。

　　而对于导师来说，学生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他们分散到每个人身上的精力、经费少了。对于导师自身的考核，也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

　　“曾经有研究生导师向我倾诉母婴喂养知识培训，他的学生中有的只是想要一张文凭，对他们提出更高的学业要求，他们不愿意。有些可能就是为了就业，导师就要考虑怎么样结合学生的学业和平台的就业，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熊丙奇说。

　　理论上，结束匹配关系，导师和学生或许能够双双获益。但现实情况却颇为复杂。近年来，一些研究生事件也频频引起人们对于导生关系的讨论。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换导师”论文之前，社交平台上与“换导师”相关的讨论不算多，其中咨询和吐槽的帖子占多数，也有少量详尽的“攻略”。一些研究生叙述着自己与导师之间的“斗智斗勇”，情节同样精彩。所有内容都指向一个结论，换导师并没有那么容易。

　　一名学生分享了自己换导师的策略，首先要“以和为贵”，让老师觉得你能力不行，不想要你；之后则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有“必死”的决心，有退学的打算。该学生在帖文中质疑导师的科研学术能力，并认为对方存在严重的师德师风问题。据他讲述，他于研一第二学期申请换导师，历时3个月。

　　尽管高校间对于学生申请换导师的流程或有不同，但要求大致包括获得原导师、意向导师及学院的同意。有的学院原则上不受理更换导师申请，有的则有学年限制。

　　多名受访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获得意向导师的同意已是相对简单的一环。云南某高校的研究生李佳（化名）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今年3月，他向导师提出了更换导师的想法，但得到的回应是“你直接退学就行”。之后，他找了多个学院的领导“软磨硬泡”，直到9月份才更换了导师。

　　回忆那段日子，在福建某高校就读的徐晴（化名）也还有些耿耿于怀，原导师同意了，意向导师也同意了，却被学院领导给驳回了。

　　一旦发起“换导师”的咨询或申请，便是“开弓难有回头箭”。“院里不讲武德，在我咨询之后转头就告诉了我的导师”，有学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也有学生表示，导师间彼此相识，在向导师“摊牌”之后，她找不到新的导师“接手”，只能“祈求原导师的谅解”。

　　一位某211高校研究生院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对于学生的咨询或申请，行政职能部门通常会较为谨慎。学生申请换走，会影响导师在小组里的权威，也不利于学院教学工作的开展。在不触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会有老师先介入沟通。若真正涉及到了师德师风问题，也要经过严格的取证。

　　该校一位工作了5年的辅导员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向其咨询换导师的学生并不多。但他注意到，和谐的导生关系仍然殊为难得。在他看来，导师和学生之间可能存在一些沟通上的代际差异，对于导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学生的选择或提供怎样的指导没有达成共识。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曾披露，研究生导师的年龄多集中于35岁-59岁之间，其中40-44岁阶段占的人数最多。

　　总的说来，能否成功换导师，颇因人而异。不过，即便成功也未必能迎来理想的学习生活。折腾一通后，徐晴仍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从一个‘Push’的导师，换到了一个‘放养’的导师”。

　　“其实，上述论文中的案例情况一定存在，可能还不少母婴店陈列效果图。客观讲，‘学生换导师’主题下涉及的问题还远不止该篇硕士论文所指出的那些。”樊秀娣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即使在学术领域，人与人相处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很是寻常。

　　熊丙奇则认为，种种问题均牵涉导师权责认定的问题，需要建立完整的导师制，“我们高校的导师存在一个问题，该有的权利没有，不该有的权利却过大”。

　　在熊丙奇看来，该有的权利包括招生权、培养权、管理权、学位授予权。导师应该用自己的声誉保障学生培养的质量，对学生培养的全过程负责。但现实中，老师并没有拥有充分的相关权利，比如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可能是统一确定的，毕业要求可能也是国家、学校统一制定的。

　　他表示，但另一方面，导师可能也拥有比较大的职权，“比如可以叫学生去完成与学业或者学历学位没关系的事，由此导致学生觉得没有得到导师比较多的指导，反而受到一些约束。”

　　“导师和学生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是由学生的个人追求和导师对学生的培养定位而定的，关键在于导师履行好自己职责就可以了，不要侵犯学生的权益。”他表示。

　　樊秀娣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国外许多高校，学生对导师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完全可以灵活组合。导师与学生在学业活动中如果发生矛盾或纠纷，双方均可提出中断师生关系的请求，对方一般都能坦然接受。当事师生双方均可各自再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但在她看来，一些国内的高校，对于“学生换导师”的问题往往过于敏感。这类诉求，对导师似乎是“侮辱”，学生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

　　“做研究生学位论文，本身就是一件既有学术标准又相对个性化的复杂学业活动，师生之间出现问题在所难免。”樊秀娣称，对此多多关注，敢于直面师生矛盾，厘清其中的来龙去脉，找出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方式方法和路径等，最终形成完善的制度和政策法规，这些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遭遇‘下马威’”、“苍白蜜月期”、“实习风波‘劫’”、“相识的尴尬：‘我当时真的特别傻’”……这些看似小说章节的小标题，出自一篇硕士学位论文。

　　近日，有博主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的这篇论文《她为什么换了导师：一项导生关系的案例研究》（下述简称《她为什么换了导师》）引发热议，因诙谐生动的小标题，被网友称为“学术圈自己的小说”。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该论文旨在剖析研究生阶段的一起师生矛盾：在选题、实习和毕业等方面，被访谈者与导师存在巨大分歧。论文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相关专业2014级的学生，于2017年完成。

　　在“反思换导师事件”的部分，论文作者认为，存在导师准入制度固化封闭、导生匹配制度僵化单一、导师评价主体单一等问题。虽然该论文采用的访谈是独立案例，却仍然令不少网友“找到共鸣”。有关研究生教育阶段师生关系的思考，在研究生扩招的大背景下，一直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

　　“个人认为，眼下大家对‘学生换导师’问题的态度往往过于敏感。诸如学生提出换导师之类的诉求，这对导师似乎是‘侮辱’，学生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向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截至发稿，《她为什么换了导师》在中国知网上已经有了33000多下载次数，被引量则是15。

　　这篇于2017年提交的论文，眼下悄然走红。论文开篇提到，因为学段、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等的影响，导生关系的内涵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这样的师生关系对研究生的专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这种关系却并不总是和谐美好的。论文中的主人公就与导师陷入了尴尬的博弈境地，为了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完成学业，她最终转到另一位导师门下。

　　论文主人公谈到，其最初是被调剂到该导师门下的，由于自己正式见面之前没有跟导师联系，导师似乎心存芥蒂，在两人初次见面时就表示“如果你不愿意待在这个师门，你就可以走。”

　　在结束导师帮忙介绍的一次实习之后，主人公希望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但并未能与导师达成一致意见。文中称，导师先是回避了这一话题，称“我不关心你毕业以后当什么老师，现在我们先把开题这个事情解决了”。之后双方由于论文选题的问题又发生了较大冲突。

　　导师催交论文，学生却选择了报名实习，导师认为“去实习你就完成不了论文”，学生则认为“就算我拿不到学位，我也不要在这个学校待下去了”。

　　论文的主体部分多个小节，从“误打误撞入师门”开始，主人公分别经历了“遭遇‘下马威’”、“苍白蜜月期”、“实习风波‘劫’”……

　　此外，这类个性化的标题还有“相识的尴尬：‘我当时真的特别傻’”、“导生情感淡漠：‘对对对’”、“悄然离去：‘不想再有什么纠葛’”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这位导师并未接受论文作者的访谈。当事学生同门的一位师兄则在访谈中表示导师“控制欲强”，其选择了“隐忍”。

　　在《她为什么换了导师》中，作者在反思“换导师事件”时指出了当前高校导生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导师准入制度固化封闭、导生匹配制度僵化单一、学术性不足教育性淡化、导师评价主体单一、导师评价过程和方法缺乏系统性等母婴喂养知识培训。论文还提到，学生评价的失声是换导师事件值得反思的问题。

　　虽然存在一些瑕疵，比如未能访谈到导师本人。但在一些网友看来，论文的研究本身已具有意义。很多人都从主人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与导师相处的影子。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在学研究生人数已经达到了365万人，而十年前这个数字只有171万。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这一问题也更多地被置于公共视角之下。

　　“有的导师像老板，学生成了打工仔；有的觉得导师没有履行职责母婴店陈列效果图，对学生‘放养’；还有的觉得导师压榨学生，不让其毕业。由此也导致了导师和学生的矛盾比较突出。”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她为什么换了导师》的作者则总结了五种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包括师徒关系、雇佣关系、导学关系、指导与被指导、合作伙伴。

　　师生关系为何会“异化”？一段好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其实，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学生，也困扰着导师。

　　一项同样发表于2017年的调查研究指出，我国高校研究生师生关系质量普遍不高，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存在显著的性别与学科差异。该文章基于 3 所高校作了实证分析，并认为师生互动关系中“因人而异”与“亲疏远近”的现象普遍存在，且这种“因人而异”与“亲疏远近”的师生关系是导致研究生科研生活中“公平认知”受损的重要因素。

　　客观上，导师掌握着学生的“生杀大权”。从申请助学金到论文开题，大事小事经常需要导师签字。另一方面，学生需要在正式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之前就匹配导师，学习期间也要参照或跟随导师的研究方向，某种程度上双方都是“开盲盒”。

　　2017年，时任华南农业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蔡茂华发表了名为《大众化教育下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调查与分析》的论文。文中介绍，导师认为师生关系中，师徒关系和家长与子女关系是主要关系，占70%以上。研究生认为师生关系中，普通师生关系和老板员工关系是主要关系，占50%以上。

　　而对于导师来说，学生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他们分散到每个人身上的精力、经费少了。对于导师自身的考核，也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

　　“曾经有研究生导师向我倾诉，他的学生中有的只是想要一张文凭，对他们提出更高的学业要求，他们不愿意。有些可能就是为了就业，导师就要考虑怎么样结合学生的学业和平台的就业，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熊丙奇说。

　　理论上，结束匹配关系，导师和学生或许能够双双获益。但现实情况却颇为复杂。近年来，一些研究生事件也频频引起人们对于导生关系的讨论。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换导师”论文之前，社交平台上与“换导师”相关的讨论不算多，其中咨询和吐槽的帖子占多数，也有少量详尽的“攻略”。一些研究生叙述着自己与导师之间的“斗智斗勇”，情节同样精彩。所有内容都指向一个结论，换导师并没有那么容易。

　　一名学生分享了自己换导师的策略，首先要“以和为贵”，让老师觉得你能力不行，不想要你；之后则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有“必死”的决心，有退学的打算。该学生在帖文中质疑导师的科研学术能力，并认为对方存在严重的师德师风问题。据他讲述，他于研一第二学期申请换导师，历时3个月。

　　尽管高校间对于学生申请换导师的流程或有不同，但要求大致包括获得原导师、意向导师及学院的同意。有的学院原则上不受理更换导师申请，有的则有学年限制。

　　多名受访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获得意向导师的同意已是相对简单的一环。云南某高校的研究生李佳（化名）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今年3月，他向导师提出了更换导师的想法，但得到的回应是“你直接退学就行”。之后，他找了多个学院的领导“软磨硬泡”，直到9月份才更换了导师。

　　回忆那段日子，在福建某高校就读的徐晴（化名）也还有些耿耿于怀，原导师同意了，意向导师也同意了，却被学院领导给驳回了。

　　一旦发起“换导师”的咨询或申请，便是“开弓难有回头箭”。“院里不讲武德，在我咨询之后转头就告诉了我的导师”，有学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也有学生表示，导师间彼此相识，在向导师“摊牌”之后，她找不到新的导师“接手”，只能“祈求原导师的谅解”。

　　一位某211高校研究生院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对于学生的咨询或申请，行政职能部门通常会较为谨慎。学生申请换走，会影响导师在小组里的权威，也不利于学院教学工作的开展。在不触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会有老师先介入沟通。若真正涉及到了师德师风问题，也要经过严格的取证。

　　该校一位工作了5年的辅导员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向其咨询换导师的学生并不多。但他注意到，和谐的导生关系仍然殊为难得。在他看来，导师和学生之间可能存在一些沟通上的代际差异，对于导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学生的选择或提供怎样的指导没有达成共识。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曾披露，研究生导师的年龄多集中于35岁-59岁之间，其中40-44岁阶段占的人数最多。

　　总的说来，能否成功换导师，颇因人而异。不过，即便成功也未必能迎来理想的学习生活。折腾一通后，徐晴仍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从一个‘Push’的导师，换到了一个‘放养’的导师”。

　　“其实，上述论文中的案例情况一定存在，可能还不少。客观讲，‘学生换导师’主题下涉及的问题还远不止该篇硕士论文所指出的那些。”樊秀娣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即使在学术领域，人与人相处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很是寻常。

　　熊丙奇则认为，种种问题均牵涉导师权责认定的问题，需要建立完整的导师制，“我们高校的导师存在一个问题，该有的权利没有，不该有的权利却过大”。

　　在熊丙奇看来，该有的权利包括招生权、培养权、管理权、学位授予权。导师应该用自己的声誉保障学生培养的质量，对学生培养的全过程负责。但现实中，老师并没有拥有充分的相关权利，比如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可能是统一确定的，毕业要求可能也是国家、学校统一制定的。

　　他表示，但另一方面，导师可能也拥有比较大的职权，“比如可以叫学生去完成与学业或者学历学位没关系的事，由此导致学生觉得没有得到导师比较多的指导，反而受到一些约束。”

　　“导师和学生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是由学生的个人追求和导师对学生的培养定位而定的，关键在于导师履行好自己职责就可以了，不要侵犯学生的权益。”他表示。

　　樊秀娣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国外许多高校，学生对导师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完全可以灵活组合。导师与学生在学业活动中如果发生矛盾或纠纷，双方均可提出中断师生关系的请求，对方一般都能坦然接受。当事师生双方均可各自再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但在她看来，一些国内的高校，对于“学生换导师”的问题往往过于敏感。这类诉求，对导师似乎是“侮辱”，学生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

　　“做研究生学位论文，本身就是一件既有学术标准又相对个性化的复杂学业活动，师生之间出现问题在所难免。”樊秀娣称，对此多多关注，敢于直面师生矛盾，厘清其中的来龙去脉，找出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方式方法和路径等，最终形成完善的制度和政策法规，这些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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