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怀孕20年流产11次她非要给老公生个儿子
从2017年6月开始,我经常会接到这个女人的电话,一般也就几句车轱辘话,说得最多的就是:“,我过不下去了,要离婚,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却落得这样的。”
我一般都是敷衍几句,并不会真当回事,反正每次都是如此——她给我打电话,不过是想一下自家男人。20年来,她已经把一家三口都逼得无处容身了。
大二下学期,我身体抱恙,为方便休养,从寝室搬到了外面住。我在学校附近租了间便宜的平房,住下一周后,外来务工的王树莲两口子带着他们13岁的女儿,成了我的邻居。
王树莲的老公叫赵文波,平常话不多,却热情好客,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拉我过去吃饭。他们的房间很乱,几乎从不,地上摆满了工地上用的各种工具,墙上挂了很多B超片子,时不时还有几只绑住了腿的土鸡和老鸭。
王树莲很少和我们在一桌吃饭,她总是一副憔悴的样子,穿着睡衣坐在床上,自己吃那些看起来让人提不起任何食欲的饭菜。
我看着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便喊她跟我们一块吃,她最多只是笑笑:“你不懂的,不用管我。”
王树莲夹了几根梅菜说:“好几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好在还年轻,下次就能怀稳了。”
可王树莲听见这话,却把碗碟和筷子往地上一扔:“你当然认为我是自作自受,这些年我吃的苦,你们家有哪一个能真正明白?我没有生出男孩,你们家谁瞧得起我?”
王树莲发完脾气,哭哭啼啼地向我讲述她这些年的不容易:“我看着像个老太婆吧?可你不知道我才三十几岁。”说完,她又端起床头柜上的一碗中药,一口灌了下去。
她说自己这一辈子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幼年父亲去世,过年那天家中又发生大火,烧得家里七姐弟连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没能带出来:“你体会过吃不饱饭、然后六月天裹着一件大棉袄汗流浃背却不能脱下的感受吗?”
王树莲家前面6个孩子都是女孩,弟弟是遗腹子。说到弟弟,王树莲的语气立刻不一样了:“我弟弟很给家里长脸,年纪轻轻就成了国企的经理,6个姐姐加起来都不如他。”
所以,王树莲从小就认定,生男孩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而更让她受刺激的是,她的5个姐妹后来结婚后都生了男孩。
说到这里,她的情绪进一步失控了,狠狠地拍打床沿:“为什么就我一个人的肚子这么不争气!我好几个姐姐都是十四五岁就出嫁的,还没都能生(男孩)!”
赵文波之前是村里的代课老师,一直说自己能娶到王树莲是三生有幸——年轻时的王树莲长相不错,又吃苦耐劳,还不嫌弃他家境不好。自从王树莲嫁过来之后,他们日子看着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很快,王树莲就有了身孕,夫妻俩喜上眉梢,该做的产检一项也没有落下,宝宝非常健康,医生说他们只要等待就好了。
怀孕5个月后,王树莲突然感觉身体不适,赵文波连忙把她送去医院,尽管医生采取了一系列医疗措施,最后还是没能保住胎儿——他们前面3个小孩都是这样流掉的,后来王树莲去各大医院检查身体,却并没发现什么问题。医生也无法给出有效的治疗方案,都说只能少动,多躺在床上保胎。
赵文波的心里自然有些难过,但又觉得再这样下去,王树莲的身体也吃不消,便对王树莲说,他做好了打算,就算他命里没有孩子也无妨。可王树莲听了,非但没有感到欣慰,反而又哭又闹,说赵文波充,指不定以后啥时就会一脚把她踹掉、去外头生小孩,搞得赵文波百口莫辩。
王树莲的到底了——至少她自己是这么想的,“心诚则灵”。第四次怀孕,她终于顺利生下一个女儿。此后,王树莲更加,她一定能怀上儿子,而且母以子贵,她一定能沾上儿子的光。
为了生小孩,他们花光了家里本就不多的积蓄。赵文波作为一名乡村教师,工资只能勉强养家糊口,根本负担不起保胎、流产的这些费用,再加上早些年计划生育,就算真生了二胎,也得从学校走人。于是赵文波干脆辞了工作,来城里打工。
那段时间,王树莲经常发脾气、摔东西。有一天半夜,他们又因为的事情起了争执,赵文波直接被王树莲赶了出来,不得已敲了我的门。他进来跟我反复念叨着一句线个月内不能的,她不要命了。”
那一晚我们俩都没睡——房间隔音很差,王树莲一直在隔壁哭,骂赵文波没,说自己“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赵文波也满腹委屈,使劲拿脑袋:“我何尝不明白她受的那些苦,难道我就不?花掉的钱就不说了,每次心理压力都很大。女人怀孕期间要求多,她又多疑,有时我加班晚回来一点,她就大吵大闹,以为我在外头乱搞。我经常得半夜起来照顾她,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妈也来照顾过她,可她就是一口咬定,老人家看不起她……”
我们租的房子门前有两株铁树,有一天我下课回来,发现它们竟都开了花,很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同学们,想让他们过来看。没想到才挂掉电话,王树莲竟然披头散发地冲了出来,指着我的鼻子就开始骂:“嚷嚷什么?我生不出儿子关你什么事?用得着你在这里!亏你还是个读书人,连这点教养都没有!”
她骂得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后来我才明白,她是觉得我骂她生孩子就像铁树一样,要几千年才开一次花。我知道她不过是想借题发挥,我越解释,她就会越起劲,于是也只能顺着她的意思说:“铁树开花是吉兆,真没其他任何意思。”
王树莲很相信这些东西,当晚就买了一些香烛纸马,口中念念有词,虔诚地在边烧了。因为这个事情,我很怕哪天又会不经意得罪她,从此便刻意躲着他们,赵文波几次喊我吃饭,都被我找借口婉拒了。
过了些时日,王树莲竟亲自登门道歉,说她上次反应过激了。我一时间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有天吃饭时,王树莲拿了一堆资料给我看,说现在的医疗技术进步很快,应该能够圆她心愿。我翻开一看,是试管婴儿的介绍。事关重大,我还是忍不住告诉她,试管婴儿主要还是针对类似于输卵管堵塞等无法正常受孕的夫妻,她的情况不一样,完全没必要去自己的身体。
这次王树莲没有发脾气:“试管婴儿造出来的小孩一定能怀得久一点,可以选择性别,还能造双胞胎呢!”
难得见她有一张舒展的脸,赵文波怕我再说什么,使劲朝我使眼色,又倒了一杯酒敬王树莲:“你这么想去试一下,那就依你,这次之后无论成功与否,我们都要带着女儿好好地过安生日子。”
王树莲做试管婴儿的那段日子,我去医院探望过几次。因为注射排卵针,还要吃药,她的体重骤增,经常腹部不适、头晕恶心,看见我,她有时甚至没有力气打招呼。
20天后做排卵手术,王树莲的卵巢不好,好不容易才取出来9个卵子,整个过程痛苦不堪,“简直痛得,不过心里还是挺开心的,毕竟双胎的几率大很多”。听她这么说,我内心百感交集——一个本来可以正常受孕的女人,偏偏着急要过来受这份罪。
受孕成功后,王树莲心情大好,尽管妊娠反应很明显,她还是会时不时地哼几句儿歌。她说,最难受的不是吃不下饭,而是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做,玩手机怕辐射对胎儿不好,看书又看不进,要么看天花板发呆,要么闭上眼睛:“我从20岁开始,几乎一大半时间都是在床上躺着,不见天日,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地躺上大半年,希望到时候能抱着宝宝出去好好地晒太阳,但每次都是空落落的。”
“如果是别的什么事,我早就放弃了……”王树莲每次都靠想象着孩子——准确地说,是儿子——未来的样子来度过这的日子,她想的好远,从儿子读书到结婚,想着想着,就笑了。
看着她苍白的脸上挂着的笑容,连我也开始在心里:尽管是她的执念,但还是希望爷能成全她一次吧。
到怀孕第21周的时候,王树莲知道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再一次早早地去医院养胎。他们夫妻对各大妇幼保健院以及三甲医院的产科都再熟悉不过,毕竟半辈子赚来的钱都花在了里头。
他们去医院的当晚,我一根神经还紧绷着,仿佛还能听到隔壁的声,过了好一会儿才睡着。
王树莲怀孕快6个月的时候,我给赵文波打电话问王树莲的情况,听他说还是一切正常时,我长吁一口气,觉着应该是没大问题了。
没想到几天后,赵文波又给我打来电话,电话接通前,我就感觉不妙,双手都在发抖。赵文波在电话里的语气没有任何异样,跟平常一样,问我有没有空。我说有,本想问问王树莲的情况,但咬着嘴唇没有说出口。
赵文波沉默了好久才说:“你帮我一个忙,我在你房间见过有心理学方面的书,你懂心理学对不对?”
我说那只是犯罪心理学,他说“反正跟心理学沾边就是了”,然后又嘱托我去学校把他女儿也一并接过去。
到了医院,我看见王树莲躺在病床上,枕头湿了一,脸上的雀斑似乎更多了,也更加明显了。她嘴里咬住自己的一小撮头发,双手贴着腹部,见我们来了,把头扭到一边,一句话也不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劝她以后不要再怀孕了,无疑是火上浇油,可要说“下次一定会成功”,似乎也不太合适,毕竟这是她失去的第九个孩子了。
为了打破这个尴尬的场面,赵文波拍了拍她女儿的肩膀:“你过去问一下妈妈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王树莲这才缓缓转过头,指着女儿说:“你是要等你妈死了才知道心疼一回是吧?”
“这些年,你躺床上人不人、鬼不鬼,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别人一问我妈去哪里了,我只能说在床上躺着,人家还以为你是个瘫子!”小女孩气乎乎地顶嘴道。
我还没来得及想好怎么劝慰,赵文波“啪”地一巴掌就打在了女儿的脸上:“你知道你妈为了你吃了多少苦吗?你竟然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好不容易留了根独苗还长歪了!”
“她弄成这副模样是为了她儿子!不是为了我!”小女孩捂脸跑了出去。我怕她有什么意外,连忙追了出去。小女孩飞快地往楼顶跑,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抓住她。她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抽抽噎噎的:“还不如跳楼死了算了,我在他们眼里到底算什么……一天到晚就知道怀孕,我长大了是不是也会整天这样子躺床上?”
我没办法,只能拉着小女孩劝她:“你爸妈是怕你一个人孤单,想给你添个伴。”
“你妈是自己要把自己捆在床上,别人抬都抬不下来的……”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也只能这么回她。看着小女孩似懂非懂的样子,我没再说下去,问她还想不想吃肯德基,我请她。
她马上破涕为笑,问我肯德基和麦当劳有什么区别,她想吃“来一桶”。我说那叫“全家桶”,里面有好多鸡块,一个人吃不完的。她的脸立马拉了下来,“就我一个人吃”,我说我也吃,她认真地想了一会说:“那好吧。”
我带着小女孩排队点餐的时候,王树莲打来电话,絮絮叨叨说,她好几次想一死了之,就是放心不下女儿,没想到女儿却成了这副模样。
我对王树莲说,你们母女俩真是心意相通,我才把你女儿从楼上劝下来,你又提到死。“以后你是什么样,你女儿就是什么样,所以在家里最好不要再提死不死的话题了,只要你有这样的想法,一定会是两条人命。”
王树莲出院那天,他们家里来了很多亲戚,我这才知道,赵文波家里一开始确实是想让王树莲多生两个,但后来看着她这么辛苦,就再也没有人提了,如今都只说心疼她。
王树莲女儿15岁生日那天,正好是我大学毕业的日子,跟他们一家一起吃过饭后,我便回房间打包行李了。
小女孩知道我要走了,过来拉住我的衣袖不肯松手,一个劲儿问我:“可不可以不要走?”她说她很怕,她妈妈又在说怀孕的事情了,家里又多了一些草根树皮之类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小女孩看着确实可怜,这两年多来,她只要一放学,就会来我房间看书玩耍,我像带着自己的妹妹一样,多少也有些舍不得。但我无计可施,只能跑去隔壁再次劝王树莲说,她这样自己的身体,说不定哪天连命都没了,赵文波作为男人够可以了,我也从来没有听他说一定要个男孩。
没想到王树莲反过来劝起我来:“你不知道我在农村的处境,没生儿子处处遭人嘲笑、。你赵哥人好,没有要求我什么,就因为这样,我才要争口气,一定要给他留个后。现在我想通了,只要他有个儿子,是不是我生的都无所谓。”
我不好再说什么。这几年她倒掉的中药渣子都堆成了山,每次看她端着大碗的中药,咕噜咕噜地往喉咙里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在喝红糖水。
我正望着窗外发呆时,王树莲递给我几颗青枣,同时压低了声音:“有个事情,还得请你帮忙。听说现在包养一个女学生很便宜,才几千块一个月,我去打工应该负担得起,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事成之后我可以给你一个红包,生出来的孩子抱回来我养就是……”
我看了她一眼,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厌恶过一个人。但想着以后再也不会和她见面了,便强忍着脾气了她的——先不说尊不尊重女性,就算赵文波真有那能耐,人家凭什么让你把孩子抱回来?再想想你女儿,她该有多恨自己的父亲?
“我听说有些女人是愿意出售自己的子宫的……当然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王树莲似乎还不,就在我走出门前,还不依不饶地问我问题:“那我还是可以有自己的孩子吧?听说有明星还冻了卵子,还有在国外的……”
搬家那天,车子开动的那一刻,小女孩一直躲在房间不肯出来,也不再和我说话。赵文波和王树莲向我挥手告别,我没有任何伤感的情绪,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内心舒畅了不少。这两年受他们家的影响,我也一直被一种压抑的情绪着,甚至忘了及时逃离。
离开后的前几个月,赵文波还打过我电话几次约我喝酒,都被我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我很少会想起他们,有几次回学校,甚至都没有想过要去看一下以前住过的平房。
2015年3月,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一位中年妇女的声音,没过3秒钟,我就知道是谁了——那干呕的声音,我太熟悉了。
王树莲似乎比以前健谈了许多:“好几次我让你赵哥打你电话,你也知道他脸皮薄,说你忙,怕打扰到你。再忙饭总是要吃的嘛,不嫌弃的话,出来我们一起吃点家常小菜,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呢!”
他们还在租房住,只是换了地方,越住越偏。赵文波接了一些小工程,做包工头,收入还不错。零零总总算下来,这些年如果他们把钱拿来买房的话,就算要一次性付清房款也不成问题。
他们的女儿已经上了大学,可王树莲似乎对生儿子还不。在我搬走的这几年里,她又自然流产了两次,连医生都对她进行了严厉。王树莲自己也知道,就算是一个生育正常的女人,作为高龄产妇,系数也太大,但她又觉得,自己20年都这么过来了,说放弃,好像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这两年,她一直在关注国内的情况,跟我分析得头头是道,甚至连“海牙国际法庭”都搬了出来,着实令我有些。她这一次找我,是因为在别人的介绍下,她找到了一家据说“很靠谱”的机构,想让我去帮着“洽谈签约事宜”。
我也想见识下这家号称“正规”的机构究竟是怎么操作的,便答应了王树莲。
“洽谈”那天,王树莲的一位老乡领着我们进了一栋破败的写字楼。说是正规机构,门口挂的却是劳务公司的牌子,办公室里只有四五个工作人员,全是大妈,个个戴着遮阳帽,好像随时要出去拉客一样。
当天来咨询的人还不少,大多是因为无法生育,有些是先天性的,也有些是年轻时流产太多次造成的,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夫妇。其中有一对夫妇,两个人都是教师,说我看着和他们的儿子差不多大,便多聊了几句。他们的独子是一名消防员,因公殉职时才20岁,“我们知道在国内是的,但说起来我们这个(失独)群体的人数还不少,如果有正规的渠道,谁也不愿意选择这种混乱的地下交易……”
说话间,居然有人送来锦旗,写着“妙手回春,梦想成真”,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还有些不耐烦,说她们这里不是生殖医院,不需要搞得花里胡哨的。
聊了一会儿我才知道,这家机构说是提供服务,其实主要还是在做中介买卖,名义上是“领养”。合同上写着甲方“拥有身份证、结婚证、户口齐全、不孕家庭”,乙方则是“未婚意外怀孕或者已婚无力抚养,父母双方达成一致”。
说是这样说,实际上甲方什么证件也不需要,只要带现金就行:“‘领养’一个男婴大概收9万块钱‘营养费’,我们机构一分不赚,完全是在做慈善,女婴便宜一点,一两万就可以。”
提起“”,他们说如果是夫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所有费用算下来大概80万,“一条龙服务,借用越南和国内山区妇女的肚子”。
听到这个数目,王树莲有点不自在,提出能不能见那些女人一面。机构的人说,也不是不行,不过要先交钱。
我知道王树莲和赵文波的经济情况,他们的女儿在学校几乎是半工半读。听到王树莲说“要回家和老公商量一下”时,我想,这场闹剧到这里总该结束了。
等到了2017年5月,王树莲再次打电话给我,语气怪气的:“我们要请你来喝喜酒了。”
不出所料,王树莲接着在电话里歇斯底里地喊:“你要给赵文波包个大红包了!”
我听见赵文波气急地在一旁大喊:“你丢不丢人?也就是我前世欠你的,你老是麻烦人家做什么?!”
王树莲从那家所谓的“机构”回来后,就一直在琢磨着借用别人肚子生儿子的事情,她觉得,找一个偏远地方的女人,应该用不了10万块钱。
经人介绍,2015年底,王树莲真找到了这么一个女人,是她娘家的一个远房表弟媳,男人病死了,说只要8万块钱加每个月3000块的生活费。此时的王树莲已经不再奢望能用自己的卵子生育了,觉得只要儿子是赵文波的骨肉就行。她听说,可以通过注射器将精子注入体内,觉得这样赵文波也能接受,自己以后想起来,心里也不会有什么疙瘩。
王树莲一直以为自己掌控着所有的过程,然而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赵文波的精子并不是通过注射器注入表弟媳体内的,还不止一次——这两个人,在微信上你侬我侬,见面如胶似漆。
其实刚开始,王树莲并不知道赵文波和表弟媳的关系。2016年元月,表弟媳怀上了孩子,赵文波三天两头就往那边跑,王树莲这才心生嫌隙,说表弟媳不过就是一块“人肉肚皮”而已,一场交易,让赵文波不要把自己真当家老公了。
赵文波因此吼了王树莲:“你以为事情就那么简单?同样是怀孕,人家就是一块你租来的烂肉?”
王树莲看着赵文波气急的样子,心里打鼓,直觉告诉她,事情可能出了纰漏。她一声不吭地去了表弟媳家,上去就给了她两耳光,嘴里说得也难听,骂什么“卖上瘾了什么都敢卖”、“做了这样的事,4万块钱尾款一分都别想要”。
没想到表弟媳扶着腰,反过来对王树莲说:“你家男人说要照顾我下半辈子的,我才是孩子的妈!”
王树莲一把揪住表弟媳的头发,两个人厮打了一阵,直到表弟媳喊肚子疼,她才。
回家后,王树莲骂赵文波是个,说她本来对赵文波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是接受的,却没想到赵文波当面一套背面一套。
赵文波辩解称,陪着王树莲的这些年,他早已厌倦了。遇到的这个远房表弟媳,性格简单直接,相处下来,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这都是的!”
几个月后,表弟媳在一家诊所顺利产下一子。 王树莲当天就去抱小孩,被表弟媳以自己奶水太多可以喂给小孩为由拦住了,赵文波也说,得等到小孩满月再抱回家。
可没过多久,等赵文波和王树莲再过去看的时候,表弟媳张口就说:“小孩没看住,被人抱走了。”
赵文波夫妇听到后气得傻了眼,跑去报警,接警的说:“人家小孩丢了关你们什么事?”小婴儿没有任何资料存档,出生证、户口都没有,就算真丢了也无从。
当然,也有一些消息,说赵文波的儿子是被表弟媳以9万块钱的价格给卖了,赵文波夫妇去,表弟媳矢口否认。赵文波心里又气又急,出去找了好几次,都无疾而终。
从那时候起,赵文波和王树莲两人便经常发生口角,就连煎个鸡蛋该放多少油,都可以吵得不可开交。
看着这鸡飞狗跳的两口子,我突然感觉好陌生,以前一闪而过的好奇,好像被印证了似的——赵文波从来没有说过要儿子是事实,但在王树莲的这20年里,他好像大多时候都在配合着。
我没有再往下想,踏入社会这么多年,我知道再想下去肯定没什么好结果,也许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俩还在一旁嚷嚷着“过不下去就离婚”,我决定全力支持,当即说可以马上给他们出一份离婚协议,签了就可以去领离婚证。
王树莲愣了愣,转头又开始使劲地捶打自己的肚子:“凭什么离婚?他这样就想把我踹了?我已经耗了自己20年了,也不怕再耗20年!好啊,没想到我又给他请来一个帮手!”
“离婚还是不至于吧……,就这样离了,我还不得遭受千夫所指?”赵文波也回过神来了,小声问我。
我赶忙做起和事佬,说自己是在八道,让他们赶紧去做饭,我好久没有吃他们炒的菜了。
扒饭的时候我想,这样一晃而过的十年、二十年,真是索然无味,但有人就是这样过着,看似有选择的,却从来不知道该怎么选。
我想起,也就在这对夫妇和表弟媳闹得不可开交的这一年,他们的女儿20岁了。女孩生日那天,给我发过来一段视频:她谈恋爱了,身旁是一个娇小乖巧的女生。我问她家里人知道不,她说不重要,就问我喜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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