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服基因：人类已无回头
这是大年初六的夜晚。刚刚过去的长假，无论你是否做到了与父母和谐相处，无论你是否通过了亲戚设置的问答游戏，无论你是否为凝视和祭拜的祖先之墓：亲人团聚都是我们难以回避的主题。公共上，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与团聚相关的节目，一遍又一边地暗示亲人相聚的价值。陈可辛导演的广告《三分钟》，之所以能在节前击中，也恰好因为呈现出亲情的感人一面。
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来形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状态。总体上，亲缘关系越亲，关系也靠得越近。大学教授罗宾·邓巴用「150 定律」描述人类的社交规模特征。
典型的例子是，位已成祖父的一重堂兄弟，各自率领自己的家庭一同定居。对于家族内最小的孩子来说，他们拥有共同的高祖。这种家族规模，是个体能够从常规生活经验中到亲缘关系的极限。而这样一个大家族的人口数量，基本维持在 100-150 人之间，与「邓巴数」相符。许多村庄，实际上都由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大家族构成。在春节这样的时刻，绝大多数仪式都在这样的大家庭内进行。
从基因的角度出发，亲缘关系的远近与各自基因拷贝的概率多少正好吻合。一个大家族中的同辈人，因为拥有同一个祖父，故而存在 1/4 的基因相似度；如果拥有同一个曾祖，那么他们的基因相似度则会降为 1/8，以此类推，同一个高祖的基因带来的相似度是 1/16。在传统中国，最边缘的亲戚就是拥有同一个高祖，也就是说，同姓之间的基因相似度需要保持在 1/16 之内才算得上亲戚。
大多数古人一辈子见到的人还没我们一天多。从传统到现代，从乡村到城市，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今天的我们对祖先的记忆开始变得模糊，对七大姑八大姨的兴趣早已锐减，节日祝福主要在朋友、同事，或甲方和乙方之间传递，亲戚只占据了很小一部分。我们对于亲缘关系的热情在下降，我们对于相似基因的感触也在下滑。
不过，拥有相似的基因，可能会带来家族相似的样貌、身高、智力，但除此之外，家族遗传的疾病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疾病导致严重后果的案例，可能要数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阿列谢克王储罹患血友病的经历。作为帝国的象征和未来，阿列谢克日渐羸弱的身躯不但给了帝国信心上的沉重一击，还成为王朝崩裂、苏联和一战后欧陆政治变革中的重要一环。
印度裔美国医生、科普作家悉达多·穆克吉，在中信出版社 2018 年 1 月出版的《基因传》中记载了阿列谢克的患病的原因和结局。导致阿列谢克发病的血友病基因，来自他的母亲亚力山德拉皇后。不过，女性携带者本人并不会发病，一旦传给了男性，男性就会出现相应症状。值得一提的是，亚力山德拉皇后携带的血友病基因很可能来自维多利亚女王，后者正是亚力山德拉皇后的外婆。
不过，在《基因传》中，穆克吉对遗传病的大量描述主要是通过自己家族的案例来进行。他的弟弟和大侄子都患有严重的症，原因不乏家族遗传和印巴分治事件各自和交互产生的影响。至亲的病患让父亲陷入了巨大的悲怆和麻烦之中，也令穆克吉自己一直在家族病史的阴影之下。
20 世纪及其之前，在家族性疾病面前，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是平等的。英国生物学家、皇家科学院院士理查德·道金斯在《的基因》就指出，我们每个生物个体都只是基因为自己创造的「机器」或「运载工具」而已，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而被建造的。直白地说，人类不过是基因的奴隶。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每当我们面对基因导致的致命疾病时，我们只能缴械投降甚至交出生命。我们对基因的巨大影响无可奈何，我们服从基因犹如服从命运，可以改变的远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求。但是，人类与基因之间的关系却在近年来发生了巨变。被认为是「先天」的基因可以被定位、分离、测序、合成、克隆和重组。「先天」和「后天」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发生了互换，人类正在试图掌控基因。
在《基因传》的最后，作者穆克吉幻想父母的弟弟和大侄子，假如他们出生在50年之后，他们的生活轨迹也许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基因技术的飞跃将会带来基因诊断、基因治疗技术的迅速发展，加上其他药物治疗和疗法。即使是家族性的症，即使目前已知与症相关的基因数量达到了 108 个，但穆克吉相信，他们的命运仍将发生逆转。
生物学家托马斯·摩尔根说过：人类最终会了解自然的本质，而所谓神秘莫测不过是场错觉罢了。在梳理基因发现的历程时，穆克吉也看到了科学力量的不可。他指出，生物学会不断获得突破，再辅之人工智能的助力，人类破译基因组的全部信息并非不可能。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基因变化仅对那些导致表型发生显著改变的高外显率疾病具有强大作用。例如乳腺癌基因 BRCA1，就是一种典型的单基因决定的遗传疾病。好莱坞女明星安吉丽娜·朱莉，在意识到自己将有 87% 的概率承受与自己母亲类似的痛苦和早逝，她最终做出切除双侧乳腺手术的决定，以避免罹患乳腺癌。电影明星带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普通开始意识到基因检测、基因疗法的服务，以及调控自身基因的可能性。
但如果是多个基因变异组合形成的疾病，例如前面提到的症，以及更为普遍的肥胖、癌症、高血压、心脏病、抑郁症等等，医疗界能够解读的信息还相对有限。不过，伴随着许多新技术的应用，穆克吉认为此类僵局将会很快得到改善。
穆克吉描绘了一项针对 10 万名儿童的基因组全面测序虚拟实验。在获得了这些儿童的基因组全部数据之后，就可以掌握这些儿童的「命运图谱」，应用到学龄前学习障碍、青春期短期躁动、青少年迷恋、婚姻、出柜、不孕症、中年危机、成瘾倾向、左眼白内障、早秃、抑郁、心脏病和晚期卵巢癌或乳腺癌发生率的预测。由此，他们的教育、婚姻、医疗、职业等等选择、经历都变得可以预测。
人类梦想，只要人群数量和计算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不仅可以预测 10 万儿童的命运，甚至可以预测所有人的未来。当然，通过基因组来预测疾病和命运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仅仅就人类「摆脱」疾病而言，其可行性是可期的。在疾病发生之前预测它的存在，甚至在孩子尚未出生之前就进行干预，被穆克吉称为「预者」。
而假如人们已经感染病灶，基因治疗也在飞速发展。通过 P 来选择胚胎，诸如亨廷顿基因突变或囊性纤维化突变就可以从某个家族消失。而通过 CRISPR/Cas9 系统在基因组添加信息，也可以写入新的遗传密码。这意味着人类将可以变得越来越“完美”。
从剪除病灶到追求完美，人类对基因的操控越来越强。就连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1962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获得者詹姆斯·沃森也曾说「那为什么不让我们更好地适应呢？」如此一来，人类将不再是曾经的人类，人类将迈向「后人类时代」，疾病乃至死亡的都将会被大大扫清。
科学进步有其客观标准可供参照，但科学与社会的交织和缠绕，却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当和孟德尔各自从宏观和微观切入到生物遗传规律的探寻之后，人类终于有机会一睹遗传的内幕和密码。不过，除了卷入名利争夺的纷乱之外，一些科学家还主动被动地成了的。
1930 年代，在进行种族清洗时曾颁布了《遗传病防治法》。该法律强制：任何遗传病患者都将接受外科绝育手术。早期制定的「遗传病」列表包括智力缺陷、症、癫痫、抑郁症、失明、失聪以及严重畸形。从 1933 年到 1943 年，大约有 40 万人根据绝育法接受了强制绝育手术。而仅在 1941 年，就用安乐死消灭了「没有存在价值的」 25 万和儿童。
极为的是，颁布的《遗传病防治法》，主要内容全部照搬自美国的优生计划。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人口调查局的一大职能就是诊断和控制弱智女性，以防止他们继续生育弱智。著名的「巴克诉贝尔案」，卡丽·巴克因为母亲被诊断为重度愚痴，也被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所关押。
尽管卡丽·巴克的报告中写道：「没有支持病的争端，她不仅能读能写，而且基本生活自理」，但巴克依旧被所的医生约翰·贝尔诊断为「中度愚痴」。在庭审中，86 岁的奥利弗·霍姆斯指出巴克、巴克的母亲和巴克的女儿都被诊断被「弱智」，因此他写出了被后人贬低和引用无数次的「三代弱智足矣（别再继续生了）」的判词。
「优生动」并非起源于美国，而是最早出现在英国。弗朗西斯·高尔顿是「鼻祖」查尔斯·的表弟。这个无表哥那样枯燥的科研工作的统计学家，在阅读了《起源》之后，开始于对人类遗传的操控。高尔顿在1869年出版的《遗传的天才》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优生学」一说，并记录和设计了具体的一套优生标准。他有一句著名的：「如果社会那些不能满足优生学要求的婚姻......那么以后就没必要结婚了。」
20 世纪早期，英国、美国、、法国都存在浓厚的优生学观念。只不过这样的优生学仅仅是基于人的表型特征，鼓吹者和执法者对于真正的遗传规模要么一知半解，要么干脆进行曲解。在和情绪的推动下，优生动成了社会风潮，并最终催生了所推行的“种族清洗”行动。
之后，虽然科学家们对遗传定律不断发现新知，但科学的不断进步并不意味着风险的消失。甚至可以说，每一次技术上高歌猛进，都暗藏着难以预料的巨大风险。
1999 年，针对单基因突变导致的遗传代谢病研究，已经在许多动物身上开展。从医生到患者在面对新近出现的基因疗法时，都抱有美好的憧憬。18 岁的杰西·基辛格生来就有 OTC 缺陷症，为了摆脱疾病的，他和父亲选择了大学医院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
但在接受基因治疗后的第 4 天，基辛格即被宣布脑死亡。后来的调查显示，该项目并不具备开展临床试验的条件，同时在开展临床试验的过程中屡屡出现各种失误和怠慢。负责给基辛格治疗的两位医生马克·巴特肖与詹姆斯·威尔逊正是基因治疗的狂热拥趸者，他们对充满的人体试验非常渴望。
最终，基辛格成了他们狂热冒进的品，基因疗法的声誉也因此严重质疑。
传统优生学早已成为过街老鼠，而基因疗法也进化到了第三代。20 世纪 90 年代横亘在科学家面前的人类基因组工程三题，如今都已经被纷纷破解：人类已经有潜力建立可靠的胚胎干细胞系，并将定向改变导入现存的胚胎干细胞基因组，最后整合到人类胚胎。
20 世纪的科学家曾多次面临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抉择。1939 年的春天，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思考了核物理研究进展后，意识到制造具有强大威力武器所必需的每个步骤都已经实现。当年 8 月，爱因斯坦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强调了这一武器研发的重要性。这封信随后让美国成立了「曼哈顿计划」，并最终成功研发出足以地球的。
与核武器从上消灭人类不同，基因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完全改写人类的性质。在 1972 年和 1975 年举行的两次阿西洛马会议上，率先实现重组 DNA 的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伯格呼吁学术界应该加强自律，以确保基因技术的发展不会造成类似核武器带来的性的后果。当时的会议提出了针对转基因生物潜在生物危害的分级方案，并制定了科研行为的预警机制。
此后，类似的自律或不断颁布。尽管政策时紧时松，但在 2009 年，美国国立卫生院依然命令将人类胚胎干细胞导入人体或动物体内使其发育成活体胚胎，同时在「可能传递到生殖细胞（例如精子和卵子）」的情况下对胚胎干细胞基因组进行修饰。
不过，这些行业自律或一国未必行之有效。例如在 1980 年代合成胰岛素的竞争中，受到的大学教授们采取与私人部门合作的方式，或者干脆自己成立公司进行研发，最终收获科研和商业的双丰收。这样一来，行业的自律就被抛在了一边。此外，正如《基因传》中所记载：2015 年中国中山大学的黄军就团队就曾宣布自己无意中跨域了基因编辑技术的红线，黄军就团队用废弃的 86 份人类胚胎做实验，引发了科学界的集体关切和忧虑。
尽管欧美的生物学家们在阅读了论文之后意识到，黄军就的团队只是跨越了基因编辑技术底线的第一步，不过他们仍然担心人类胚胎基因组会演变成一场新的国际「军备竞赛」。这一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可言，因为相比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科学家在人类胚胎的研究和实验上享有更大的，来自教、和行业本身的都较少。
2017 年的「韩春雨事件」表明，中国的和都十分期待本土科学家能够在基因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基因研究上，科学家已经扛起为民族-国家争夺荣耀的大旗。有了政治因素的，基因技术突破之后的伦理问题将会变得格外复杂。
比尔盖茨曾预言，下一个世界首富将会出现在基因检测领域。然而，不论是对财富的极尽追求，还是对疾病的无比，还是出于为国争光的豪情，人类基因组工程的跃进都会变得不可。技术上的难题，伦理层面的障碍，最终都会变成「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我们并不确定破译基因组的密码之后，人类个体会经历怎样的变化，人类社会将如何运转，人类的痛苦、、善良、怨恨和爱是否会消失、会变化。
回到开头，正如人类从亲缘社交中脱离出来之后，就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熟人社会。今天的中国，80 后 90 后的年轻人还有老家可以回，但再过 30 年、50 年，整个大家族一起过年的场景将不复存在。从亲缘社交迈向兴趣社交，这是另一种意义上人类对基因控制的摆脱。而在剪除病灶和完善的面前，基因技术的发展将赋予人类空前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将不再是基因的工具、载体和奴隶，而将成为这个基因的主人。
尤瓦尔·赫拉利用「从动物到」来形容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凯文·凯利则指出「技术是生命的第七种存在方式」。也许，就像人类与小麦或人类与宠物之间驯化与反驯化的悖论情形，人类对基因的驯服过程，也是技术驯服人类的过程。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最终会变成什么，正如技术也不清楚自己最终想要什么。我们与基因，我们与科学，其实都在进行一场「无限的博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